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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冷战 cold war想听听会上人们都说什么. 应该是市场导向的缘故,类似曾经的社会主义同行东欧各国和俄国人民,乡亲们还在拼命兜售文革标记,并且旷日持久. 上几代人的切身伤痛让他们无暇顾及文革前后的国际背景--冷战--这场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战争直接间接地导致了今日格局形势,造就了新的世界观.前社会主义阵营里只剩下朝鲜孤军奋战(无一例外甚至过犹不及的集权专制),穆斯林与基督教文化的对抗被象征性放大,再次成为主流,弱势一方都试图以未证实的冷战法宝"核要挟"作为谈判筹码,事实证明此举依然凑效,因为与冷战时期核力量均衡牵制不同的是,力量悬殊的结果将带来更加不稳定的因素和动机.
以下转自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冷战”时期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1]，已经结束了。正是因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已经成为历史，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拉开了距离，人们才有可能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回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从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2]。在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路易斯·盖迪斯将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而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则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冷战国际史”（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国际史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80年代以前，东方[3]各国，包括中国的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4]。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5]。 在冷战结束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其首要原因在于，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6]。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7]；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8]。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于1991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1992年7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该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9]。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10]。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国、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学者[11]。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12]。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提高各国学者在互补和交流中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力造成了人类社会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要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世纪。因此，推进和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还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的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道路等问题[13]。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利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独到的贡献。 再有，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目前，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14]，而有了这样的基础，就便于我们的学者组织起来搞合作研究，同时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作为一个有兴趣、有热情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出版社，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能够反映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学术研究具有导向和组织的功能。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献作为论著的基础，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尚未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和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5]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丛书总序
[1]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2]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yahoo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91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11.7万之多。 [3]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其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4]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75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9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5]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当美国出现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 [6]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7]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8] 约翰·盖迪斯1997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9] 这包括：1993年1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1996年1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10] 该刊物已出版11期，其主要内容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看到。网站：yahoo，网址：http://cwihp.si.edu。 [11] 据我所知，自1993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12] 我和李丹慧仅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13]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1997年美国才出版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Diane Kunz的Butter & Guns: American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14]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集、整理了万余件俄国解密档案，共34卷约1700万字，拟于2000-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 以下转自冷战中国网: 张杨、詹欣：首届冷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博士论坛综述作者：张杨、詹欣
2006年7月15至1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国内首届“冷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博士论坛”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知名学者和博士生7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对中国当前的冷战史研究做出了如下定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目前情况下，最能够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研究领域就是冷战国际史领域”。 与以往不同，本次会议采取大会主题发言、论文评议和圆桌会议三种方式交叉进行。三天会期中，与会者通过学术互动、信息交流、论点交锋，就冷战史学科建设和冷战史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与探讨。 一、主题发言：冷战史研究的资源与方法 美国马里兰大学、俄克拉荷马州中部大学、衣阿华州立大学、中国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2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受邀作为论文评议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会议时间限制，只有6位学者做了大会主题发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章百家教授做了“冷战时代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的主题发言。章教授在发言中总结了冷战对新中国对外政策选择，以及政治、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深刻影响。在列举新中国外交各种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章教授提醒与会青年学者，“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必须看到外部环境、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章教授还应与会者要求，重点谈到冷战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利用和解读档案等问题。 同样关注档案研究，张曙光教授的发言则强调“解读和使用美国档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新冷战史学”兴起以来，应用多国档案文献还原历史的实证方法已经成为国内冷战史研究的主流。可是，由于“新冷战史学”产生初期尚未形成统一的档案使用规范，也随之出现了研究者任意选撷、随意解释文件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张教授从学理角度阐释了使用美国外交档案应注意的十大问题，如注意政策文件形成的过程、注意后续文件的研究、注意参与制定政策机构、人员的不同作用等。 从档案发掘的角度，本次会议的发起者之一、东北师范大学于群教授做了名为“冷战研究与网络资源”的主题报告。于教授集十余年网络使用经验，将冷战史研究资源分为免费使用与有偿使用两类，分别向与会者做了介绍。除传统研究中使用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从1861年到尼克松时期都可找到电子版外；两个网络数据库(解密文件参考系统和数字国家安全档案)提供了更多可资利用的冷战史资源。 美国朱尼安塔(Juniata)学院李滨(Douglas Stiffler)教授的发言围绕“西方有关冷战的研究和教学”展开。他将“新冷战史”研究鼻祖加迪斯和2006年班克罗夫特奖获得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目的除了要以两人的学术著作为线索介绍西方冷战史研究最新成果外，还希望通过两位学者截然相反的学术思想向与会青年学者传递不要盲从权威这样一种史学研究原则。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美国中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李小兵教授与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张晓明教授介绍了冷战史个案研究的成果。李小兵教授所做越战口述史研究(“口述史与越南战争”)是国外冷战史学界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方式。李教授以大量的材料说明怎样在口述史研究中识材善用、明辨真伪，并以采访美越双方参战人员的实例来说明口述史在学术研究中的裨益与局限性。张晓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朝鲜战争后遗症：搜寻冷战期间美国在华死亡失踪人员之争”，他主要依据美苏双方已公开的军事档案、政府文件和私人文件，对朝鲜战争失踪战俘的去向进行了考证，并介绍了美国政府搜寻在华失踪人员的行动。 二、论文评议：冷战史研究的成果与问题 本次会议共收到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岛根县立大学、美国纽约长岛大学、佐治亚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国内外20余所高校的博士或在读博士生提交的论文43篇。 综观整个会议的论文情况，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会文章具有三点优长，即选题新、材料新、观点新。从选题的角度看，本次参会论文都是以“冷战”为主题词，探究冷战期间各国的内政外交、双边关系、重大事件或大国的冷战政策等，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论文是用新材料来重新解读老问题，如上海师范大学刘子奎博士的论文《约翰逊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认识与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储峰博士的论文《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等。有的论文则是对冷战新问题的发掘，如陕西师范大学代保平博士的《1956-1958年印尼外岛叛乱与美国的隐蔽行动》、东北师范大学张民军博士的《多国博弈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等。 在档案文献的应用方面，除了传统冷战史研究一般使用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外，文献来源的国别和途径也显现出多样性。华东师范大学谷雪梅博士在其论文《1951年澳新美条约的源起》中使用了澳大利亚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日本东京大学吉田丰子博士在其论文《冷战前夜的中苏关系———北塔山事件中苏交涉》中除使用日本文献外，还前往台湾查阅了“中央政治委员会档案”；来自美国的博士夏亚峰和林茂则利用身居美国的便利条件，使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文献；武汉大学徐友珍博士在研究“美英在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问题时，使用了英国外交解密文件；北京大学肖瑜博士和华东师范大学吕雪峰博士还使用了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 博士生们在论文中敢于破除成见、提出新观点的创新精神也受到与会评议学者的一致赞许。日本岛根县立大学的张绍铎博士在谈到“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着重论述了美台之间的交涉，认为是台北的务实派“外交官”们借助美国的压力促使蒋介石向现实妥协让步。香港大学姚昱博士的论文通过研究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组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实行橡胶禁运及其失败的历史过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了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禁运政策。 当然，学者们同时认为，会议论文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一是选题重复。在提交会议的43篇论文中，2篇有关澳新美条约，3篇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4篇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尽管角度不同，材料各异，但这实际上反映出国内冷战史研究领域缺乏信息交流的现状； 二是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档案依赖”。衣阿华州立大学刘晓原、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张晓明等多位教授在评议论文时都曾提到，尽管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文件公开体系越来越完备，但毕竟是有选择性的，在使用这些解密文件时一定要注意分析；三是所得结论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论文结论过于武断，甚至有刻意抬高自己研究领域之嫌，有的论文结论则显得有些武断。这些问题在圆桌会议上又被继续展开讨论。 三、圆桌会议：冷战史学科发展与前瞻 本次会议最有特色之处当属圆桌会议这一环节。在会议期间的两个晚上和第三天的闭幕式上，与会者围坐一圈，前辈后学，畅所欲言，就会议论文和冷战史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探讨。 主题之一：档案文献。档案对于冷战史研究者的重要性已被再三强调，这是讨论非常集中的一个话题。会议发起者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沈志华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外交部档案和地方档案的存放和查阅情况；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和武汉大学徐友珍老师介绍了英国外交档案的分类和存放情况；张绍铎和吉田丰子博士介绍了日本和台湾外交档案的查阅方法。 主题之二：档案运用。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走出文献不足时期对问题进行浅层次解释的阶段，当前的研究应当更加细化。张曙光和张晓明教授都指出，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研究美国冷战政策时，不能再用“美国政府”一言以蔽之，而要具体说明是哪一部门做出了怎样的评估或决定，其对美国最高决策层又有何种程度的影响。而北京大学牛军">牛军教授则进一步提出，在说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之后，还要探究其对政策实施和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 主题之三：研究方法、规范和理论。由于“新冷战史学”致力于使用双边甚至多边档案进行研究，因此与会专家对青年学者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至少掌握两门外语。鉴于会议论文混乱的注释，沈志华">沈志华教授对规范注释做了专门的讲解。关于冷战史研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史学理论孰轻孰重的问题，沈志华">沈志华教授牛军">和牛军教授都认为史学理论应该是冷战史研究的基础，而国际关系理论则有助于梳理冷战史研究的史料和思路。 主题之四：与国际接轨。圆桌会议上，章百家和徐蓝等前辈学者对包括冷战史在内的中国学术发展史进行了回顾，认为冷战史研究要同国际接轨，首先要打破对西方学术的迷信。具体到写作中，刘晓原教授重点提到，国内使用国外学者著作时，一般都引而不评，“既然引用外国学者的文章，就要对其观点加以评述，以便于与国际接轨”。 主题之五：冷战史学科发展前瞻。有博士生关于“冷战史研究十年发展前景”的发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与会学者最为热烈的讨论。徐蓝教授认为，只有坚持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开拓个案研究的领域，采用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才能推动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发展。国外学者，如朱尼安塔学院李滨教授，则强调要加强同国际学者的交流，使中国学术更快地走向世界。李小兵教授甚至自动请缨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设立一个文献集散地，赢来会场一片掌声。 本次会议上，有关冷战史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只是议而未决，但学者们认真求实的探索精神、博士们冲劲十足的研究热情、会场内外朝气蓬勃的学术气息，都预示着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前景会无限美好。
《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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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不甘心被谎言欺骗被故意误导.
电视剧<走向共和>跟主旋律影视剧一样,有些时候很煽情,但它在很多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新参照,可能正因此被禁止,最终没有成为主旋律.这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巨制,经常用一些看似平淡微妙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在这里这些人不是贴标签的历史符号,只是有血有肉有心机的活人.一个重要人物的小动作暗示他的小心理，却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导火索。
历史格局是人缔造出来的，有时候契机在某群人身上，有时候也许就在某几个人身上。
我只是越来越坚信，历史是无数偶然构成的结果，这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很辩证。
尽量不去写无谓文字,推荐几篇文章,并不成为我的论据，谨以为纪念这一中国历史的尖锋时刻,也供历史爱好者和热爱探询真相的人士参考.
918文章一:
918文章二:
另一篇关于吴佩孚的文字:
历史由无数偶然促成（事实胜于熊便）历史由无数偶然促成，这是真理。
虽然部分有点歪，但整理出来不容易。向作者致敬。
熊出没，当心屎！
外国历史： 1.纳粹德国兵员最高达1300万，等于现在上海90%的人口； 2.希特勒之所以没来得及打下莫斯科是因为之前在罗马尼亚发生了2个月的叛乱，否则在9 月份即可发起莫斯科战役，以当时德军攻势之盛来看，苏联必败； 3.日本下决心侵华的直接原因是1931年阪神大地震，因为他们害怕再来一次地震国家会沉入海底； 4.美国曾经有个诺顿皇帝，深受人民爱戴； 5.南美的乌拉圭曾在上世纪30年代与巴拉圭、巴西、玻利维亚同时开战，全国男人死掉一半； 6.日俄海战中俄波罗的海舰队之所以覆灭是因为它从欧洲到亚洲万里奔波，船身上附着了太多贝壳，船速减慢了； 7.德国的非特列大帝在统一德国之前竟然穿着盔甲溺死在小溪里，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即以他命名，叫“巴巴罗萨计划”； 8.柬埔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把城市人口全部撤到农村，2年中以革命的名义杀害了100万人，被法国学者称为“一个民族的自我灭绝”； 9.非洲的乌干达在1994年发生胡图族和图西族的种族仇杀，3个月内死亡100万人，大多数被切香蕉的大砍刀砍死； 10.日本战国时代有位诸侯叫今川义元（实力相当于三国时的袁绍），在率4万精兵向京都进军，夺取天下的途中，他和5000亲兵在在一个峡谷内遭到一个小混混800多人的突袭，他被当场砍死，这个混混就叫做织田信长（相当于三国时的曹操）； 11.拿破仑败亡的原因不是因为侵略俄国，而是在西班牙投入了50万大军与农民军作战8年无法获胜； 12.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诱捉了印加（今南美秘鲁）国王，把他关在一间100平米的房间里，允诺只要房间填满了金子就释放国王，当房间真被印加人堆满金子后，国王立即被杀；
14.德军在二战前发现一本书（（未来的陆军）），讲述如何以机械化部队进行机动作战， 15.苏联史上最大的连环杀手自1978—1990年间共奸杀了52名男女，最后由一名老**在一个乡村火车站抓住了他； 16.同样是一战战场，一天德军发现一个山头每到中午就有只波斯猫出现，经分析后集中炮火猛轰该山头，战后得知这一轰把法军一个师指挥所连同师长家的猫咪一起炸上了天； 17.罗马城曾被自己的皇帝下令烧毁，原因是他想看着焰火吟诗，这个皇帝叫尼禄； 18.最不可思议的发明家当属达芬奇，虽然他的发明仅限于图纸，但包括了自行车、坦克、潜水服、直升机、欧洲地图、蒸汽轮船等几十种近现代机器，极大超越了人类思维极限，
中国历史： 1.历史上唯一向全世界宣战的是中国的慈禧太后； 2.中英鸦片战争中，清兵和英兵的伤亡比例是600：1； 3.北京人吃过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肉； 4.明末张献宗屠杀四川人达千万，清朝不得不移湖南、湖北人填充四川； 5.明末代皇帝崇祯要皇室大臣捐100万银子打李自成，大家都哭穷，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竟然捐出来7千万两； 6.和绅在位10多年，家产有2亿，相当于甲午战争后中国给日本的赔款； 7.三国后的南北朝时代有个皇帝的书童领8000兵，从现在的南京出发，一路打下长安、洛阳70座城市，击败当时北魏的50多万大军，他叫陈庆之； 8.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中山国； 10.李自成之所以反叛是因为government让他下岗（他原来是驿卒，类似邮递员）； 11.历史上唯一被灭十族的人是明朝的方孝儒； 12.明朝万历时，云南土司思任叛乱，在平叛中明全国70%的军队死在云南； 1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隋末文佳皇帝陈硕贞而非武则天； 14.逼死楚霸王的韩信死时被关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蒙上布，然后一群女人用竹枪捅死了他； 15.民主斗士秋瑾被处决前唯一的要求是不脱衣服； 16.中国历史上唯一掉进粪坑呛死的国君是春秋的晋景公姬獳； 17.安禄山在杨贵妃面前最常见的扮相就是襁褓里的婴儿； 18.李自成曾被明总督陈奇渝困在车厢峡谷，但后者竟然接受他们的投降请求，结果李自成一被放出峡谷马上就又反叛了； 19.秦灭亡后，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对峙于广武涧时，项羽用箭射刘邦，一箭正中胸口，刘忍痛拨箭，反唇讥笑项羽只射中他脚后跟，结果项羽羞而退兵，继鸿门宴后再次错过除掉刘邦的难得时机； 20.金熙宗完颜亮曾引兵50万攻打南宋，宋军望风而逃，然而金兵却在采石矶被一个书生虞允文打败，金国陷入内乱，完颜亮被杀，南宋至少多维系了100年； 21.大风改变历史：元军10万在日本九州登陆后与日军激战于海滩，大风过后元海军覆灭；当吴三桂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外时，大风过后清军突然出现在吴一方，李大败。 22.秦朝人口有2000万，西汉武帝时升到5000万，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和瘟疫流行，全国人口竟然减少了3/4，中国大地只剩1100万人口； 23.北宋清明上河图有人物1600多人，比四大名著中任何一部出现的人物都多（三国也才1 200人）； 24.蒙古军在征战C.P屠杀了1个亿的人口，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不过才600万； 25.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首先抢劫圆明园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中国人； 26.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全国人口在10年内净增一倍，人口从康熙末年的7千万增加到乾隆初年的1亿5千万； 27.道光皇帝首创“四菜一汤”，他为人十分节俭，勤政爱民，但就是由于签了一份中英南京条约被历史学家唾弃； 28.陈璧君原先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定去刺杀满清摄政王时，她作为革命party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跟你睡一晚吧。“2人从此成为夫妻，后一同成为汉奸。 靖国神社(转)   明治维新前的军服！           DHM 德意志历史博物馆我一直没搞清荷兰、德意志、Reich、German这几个词之间的关系。
昨天听到一个在柏林生活过的朋友说，东西德合并后柏林重建德意志历史博物馆，但是对德意志一直就存在争议。
引号内引自网络：
“德意志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原为柏林军械所(das Zeughaus),建于18世纪初期，由建筑师安·施吕特(A. Schlueter)等人设计施工,申柯尔(K. F. Schinkel)负责艺术装饰，取巴黎卢浮宫巴洛克风格，1988年变为“军械博物馆”(das Waffenmuse-um)。”
“「軍械庫」係由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決定興建。隨著普魯士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這個軍械庫所藏戰利品日益眾多，成為普魯士軍國主義的象徵。然而隨著1944年，二次大戰期間盟軍對於柏林的猛烈轟炸，這個聞名於世的巴洛克式建築物也被戰火波及，損壞十分嚴重。戰後此一建築物因位於東柏林而屬於東德政府，東德將之改建為德國歷史博物館，極力頌揚馬列主義，為紀念柏林建城750週年，聯邦德國政府決定重建。”
统一后的德国政府计划在原址重建，受此重任的是建筑师贝聿铭。
贝聿铭称，当代建筑设计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延续。
而柏林这样一座特殊的城市，人们对历史或许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朋友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她认为原来的东柏林人和其它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人们看到建成后的建筑，会更受震撼，因为贝氏的螺旋体玻璃建筑显然有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的身影。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流水无情，落花有意。
历史由无数偶然促成中国的历史卷栉浩繁，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相信没有人能够通吃。
现在有一些可能，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反思历史，但很快就有人指出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在西方社会，这似乎是很严重的问题。可我认为，中国知识界还远远没有形成民族主义的环境。
需要警惕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应该像民族一样多元化。
一些观点我未必认同，但我喜欢看个人视点的文字，尤其对某段历史有独到研究的。
汉人的文明的的确确衰败了，究竟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导致，本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但是种种原因他们不能给出正确的指引，我们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研究，自己的脑子思考。
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清末，接下来是明末、明朝、元、宋，甚至唐末。
宋朝的汉文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各行各业，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均大有建树，而在经历与蒙古族的战争，南宋土崩瓦解后，蒙元建朝立代始，汉民族开始陷入低谷，明朝的统治对汉人来说也是阴霾，满清则是雪上加霜。
王小波说举重若轻，背负如此沉重的历史，文人如何举重若重？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士大夫早已做古，所以我宁可相信历史由无数偶然促成，血溅前行的历史背后是政治阴谋家和永恒的暴力。
o6.1.28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里看看：
个人认为最有趣的文章是《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如何巧妙地扭曲历史》和《崖山之后，已经没有传统中国了》，推荐。 走进神秘的北欧地下海军基地(转)早在冷战时期，瑞典、苏联就建造了庞大的地下海軍基地，瑞典斯德哥尔摩就是一个地下洞府。目前，全国居民每人平均已有4立方米的地下建筑空间，其规模之大名列世界前茅。穆斯（musko）地下海军基地，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海军基地，这座建立在花岗岩洞穴中的宫殿，有军火库、野战医院、指挥部，另外，辟有船坞、大型军舰和潜艇可开进去掩蔽。还有一个可容纳几百架战斗机的地下飞机库。市中心国会大厦前的赛格尔广场有个大地下商场，它开设了几十家自动售货的超级市常南城的一个地下医院据说是全欧洲最大的地下医院，还有地下发电站、地下兵工厂、地下档案库……。这个城市的地下设施全部具有防核攻击能力。地下铁路穿过海底，将各岛连成一个地下交通网系。
 巡逻艇供应舰HMS 维斯堡号（Visborg）在干船坞  哥德堡级大型导弹艇K24 松玆瓦尔号（Sundsvall）在干船坞   上面那艘还是哥德堡级，舷号看不清哥德堡级大型导弹艇K22加夫勒号（Gavle）驶出隧道        一艘哥特兰级SUB驶入隧道      吉姆士邦的电影可能是受了这根隧道的启发   扫雷舰吧      文章图片来自互联网mop论坛 我们还知道些什么？（转） “相对而言，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仍停留在初级阶段，还处于劣势。”10月11日，对日本政治素有研究的卓南生教授莅临笔者就读的学校授课，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坦率地指出当前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不够深入、有笼统之嫌。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有识之士也有所察觉，如《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丁刚，曾在《环球时报》撰文呼吁“下工夫研究日本”，笔者以为卓先生的直言更让人忧心。卓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并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是京都龙谷大学的教授，熟知日本社会，在担任《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的社论委员时，一直负责关于日本的时事评论。与此同时，他对中国问题也很有研究，所撰写的《中国近代报业史》一书深受业内好评。另外，他是新加坡人，站在第三方的立场看问题，没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困。 笔者就此问题请教卓先生：中国该如何加强对日本的研究？沉吟半晌，答曰：“应学习日本研究中国的态度。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日本非常重视，往往‘国家总动员’。日本的学术精英在研究问题时认真、严谨。” 这一番话语很有见地，非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之论，而是多年经验体会之谈，值得用心揣摩。如近日一则“日拟定期协商对华政策”的新闻，充分印证了日本高度重视对华研究。《产经新闻》称，日本外务省8日决定定期召开多部门高官会议，集中研讨对华政策。因为对于中国在各领域发生的“令人惊异”的变化，仅凭一些懂汉语、了解中国时局的“中国学派”外交官已经不能解决对华政策问题，有必要“全省动员”，研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问题”。外务省的一位官员明确认为此举“就是要尝试从根本上探究中国在世界上究竟处于何种存在状态”。（10月11日《新京报》） 由于朝野高度重视、研究态度认真，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往往效果良好。如近代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为了对华实施侵略，曾倾全国之力研究中国，研究之精细，方法之先进，成果之丰富，令人惊叹。而甲午海战后，虽然留日学生如过江之鲫，但为人们所常常称道的研究成果只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寥寥数种。非但如此，两本“旧书”———初版于1928年的戴季陶的《日本论》，以及初版于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2005年仍然颇为畅销。不仅仅是这两本书写得不错之故，更由于这么多年来，在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方面，尚未出现超越性的扛鼎之作。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承有感于此，叹道“纵观100多年来中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著作，不可谓少，少的是精品”。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究竟了解多少呢？对于日本当局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我们往往异常愤怒、激烈谴责，但对于“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却缺乏深刻的研究和思考。有鉴于此，有论者诘问，“除了靖国神社我们对日本了解多少”？ 77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但77年后，我们辜负了先人的远见卓识，研究工夫远远没有下够。 往者可鉴，来者可追，该是我们像日本研究中国一样去研究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时候了。由此，学术研究才不会只停留于对现实问题做注解，而民间的了解也将超越狭隘和偏激。（吴麟） 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
68周年祭奠。 铁托不再当地时间11月29日，距离贝尔格莱德以东60公里的城市波扎雷瓦茨（Pozarevac）举办了这场“最美女游击队员”选美大赛。
11月29日是铁托时代后期的国定假日“共和国日”，虽然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但该节日却保存了下来，并受到当地许多人的重视，美联社认为，这表明当地许多人仍然怀念过去的日子。
美核试验祸害太平洋岛国 瞬间摧毁三岛屿(转)编者按：10月24日，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再次向美国提出了3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1946—1958年间，美国不顾岛上居民安危，共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核试验，这些核试验不仅将这个风景秀丽的热带天堂变成了充满核辐射的地狱，也让附近太平洋海域的环境遭受了永久的破坏。 为保护本土，美国决定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 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后，苏联开始加速研制原子弹。4年后，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消息传到美国，引起美国朝野的震惊和不安。一个最明显的事实便是：美国独一无二的核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于是，美国开始研制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氢弹，而要研制这种恐怖的武器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核试验，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就成了这些核试验的无辜受害者。 早在1944年3月，美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前，就曾为选址问题大伤脑筋。最后，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班布里奇在新墨西哥州的一片被称为“死亡之路”的沙漠中，选出一块地方作为试爆场地。但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却远远超过了研制者的预期，爆炸把方圆800米内的沙粒都烧成了翠绿色的玻璃，甚至震碎了200公里外的玻璃窗，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员感到震惊。美国军方认识到，继续在本土进行核试验，将对美国的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特别是日本广岛、长崎被炸后的惨状，更让美国人对在国内进行核试验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心不已。由于今后还要继续进行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的核试验，于是美国人决定将核试验的危险转嫁到别人身上。1946年1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后，最后选定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作为新的原子弹试验场。 美国瞒着当地居民进行核试验 马绍尔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陆地面积181平方公里，它由1200多个大小岛礁组成，分布在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马绍尔群岛，并将其作为在太平洋上重要的军事据点。由于马绍尔群岛西北部的比基尼环礁和埃尼威托克环礁最为开阔平坦，而且居民较少，美国最终选择了这两个环礁作为核试验场。 1946年2月，美军工程兵开进了比基尼环礁，并开始强迫当地居民搬迁。尽管马绍尔人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祖祖辈辈安居乐业的家园，但在美军舰炮和坦克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含泪搬迁到200公里外的另一处岛屿上。更为恶毒的是，美军并没有告诉居民们搬迁的原因和核试验可能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最终让当地居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1946年7月1日和25日，美国连续在比基尼环礁进行了两次核爆炸，剧烈的爆炸让散居在周围岛屿上的马绍尔人惊慌不已，然而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威胁正在一步步逼近。 1952年6月，美国氢弹的理论设计全部完成，两个月后，一个约有两层楼高、重达65吨，外形酷似大保温瓶的庞然大物完成总装。10月初，几千名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机械师、陆海军官兵随同这枚邪恶的炸弹一起来到了埃尼威托克环礁。11月1日凌晨，世界第一枚氢弹“迈克”被引爆。瞬间，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强500倍的核辐射、冲击波、光辐射……肆虐太平洋上空。远在60公里以外观测氢弹爆炸的科研人员描述说：地球上升起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热核太阳。 氢弹的试爆成功，使美国重新取得了核武器领域的优势地位。但这一优势并没有保持多久。1953年8月，苏联第一枚氢弹试爆成功，这又深深地刺激了美国，于是美国决定爆炸更大威力的氢弹，马绍尔人真正的噩梦来临了。 试爆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1954年3月1日，美国将一颗预测为6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放置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6时45分许，氢弹在离地面大约两米的地方爆炸。爆炸场景很快让观测人员傻眼了：这绝不可能是600万吨的爆炸当量！因为他们发现，氢弹所在的那个小岛和附近两座小岛在爆炸的一瞬间就从视线中消失了。美军的空中观测飞机发现，原先放置氢弹的地方忽然成了一个大深湖。大湖宽近2公里，深达80米。人们在离爆心220公里远的岛上都可清楚看到亮光。事后，据美国科学家们测算，这枚氢弹的爆炸当量高达1500万吨，比原先的估计要大2倍多，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1000多倍。美国试爆了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由于事先没有估计到如此大的爆炸威力，美军没有及时撤离附近的居民和在海上作业的各国渔船，造成了太平洋上最大的核污染事件。其中，致命的永久核污染区近2万平方公里。氢弹爆炸时，日本渔船“福龙丸”正在200公里外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船员们都被西边天空突然出现的火球和亮光惊呆了，还以为是太阳从西升起来呢。正当他们看得有趣，并纷纷议论这个奇怪的现象时，随即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接着晴朗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落下“大雪”———放射性污染。船上的23名渔民马上就感到了这场“大雪”来得不善。不久渔民们都出现了恶心、腹泻、脱发等现象，当这些渔民回到自己的港口时，很多人已经奄奄一息。9月，船上40岁的发报员秋津久保山离开了人世，成为美国氢弹试验的牺牲品。 事实上，受到辐射的不仅仅是“福龙丸”上的船员，当时在试爆点周围有上百只渔船，附近岛屿的居民也没能幸免于难。让人感到悲哀的是，附近岛上一些无知的孩子看到地面落下多彩的灰尘，觉得好奇，就用手拿着玩。结果，那些孩子受到了无情的辐射。 1955年，美国专家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241名渔民当中，试验当年就有12名渔民死于肝硬化、癌症；一年后，又有61人死于白血病、癌症或肝硬化。在这次氢弹试验后，忍无可忍的马绍尔人向联合国派出了请愿团，要求美国停止在该群岛的核试验，但是自诩重视“民主与人权”的美国却根本不顾这些岛民的性命，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直到1958年7月，美国才迫于全世界的压力，停止了在马绍尔群岛的核试验。 67次核试验毁了马绍尔群岛 据统计，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共进行了上千次核试验。其中，仅在马绍尔群岛就进行了67次核试验，而23次在比基尼环礁进行。在1954年的一年内，马绍尔群岛所属岛屿上就接连爆炸了三颗1000万吨以上当量的核武器。这些核爆炸的放射性散落物飘落到了群岛的其他地区，使许多人都出现了皮肤烧伤、头发脱落、恶心、呕吐等现象，甲状腺疾病和恶性肿瘤也成为当地的常见病。 在这些地区，残留的放射物经历了近60年的风雨，早已经混杂在土壤中，使得当地生产的食品和饮水都成了辐射污染源，人们不得不从外地运来必需的生活用品。联合国的一个组织曾做过调查，如果真的要彻底清除这些放射性散落物，唯一的办法是把整个岛上的表层搬走。而如果把所有的表土和树木都消除，剩下的就只有沙子，整个岛就成了荒地。试验场内和附近的岛屿核污染更为严重，强烈的辐射让迁走的岛民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几十年过去了，美国的军舰和试验人员走了，但却给马绍尔群岛和这片广袤的太平洋海域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与痛苦。 “纳粹终结者” 西蒙·维森塔尔逝世(转载)阅读提示
西蒙·维森塔尔，用尽一生精力追捕1100多名纳粹分子，被人们称为“纳粹猎人”。9月20日，这位96岁的老人与世长辞，他将被埋葬在以色列。这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中失去了８９名亲人，他用60年时间将1100多名纳粹逃犯绳之以法，为600万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讨回了公道。
五次被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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