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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P电子杂志《Connection》意大利专刊NWP荣誉出品《Connection》创刊号发布 会员免费下载
 继《NewWebPick》电子杂志“The world is flat”的活动后，《NewWebPick》电子杂志正式推出《Connection》特刊，首期为意大利专刊。NWP注册会员免费一年下载。
《Connection》的理念：
1、为了建立和加大各国创意产业的知名度； 2、展示各国的设计实力和促进国外读者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设计和设计师产生浓厚兴趣，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 3、为读者创造和汇集有价值的艺术品。 “Therefore is the name of it called Babel; because the LORD did there confound the language of all the earth: and from thence did the LORD scatter them abroad up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这是圣经中关于”Babel”的原文，语言被打乱了，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语言，人们的交流和文化的沟通产生了障碍，但还有很多方式让人们可以交流，比如，图形……
此次《NewWebPick》电子杂志会以电子书的形式免费向广大注册会员提供。每一期将会推出一个国家的设计作品，我们会相继推出不同国家的设计作品。如：意大利、巴西、波黑等国家。其中内容大概包含了：图形图像设计、工业设计、网页设计、建筑与空间、插图、UI、Flash、数码摄影、实验艺术等方面的作品。所以，《Connection》无需太多的语言，只要你有无边无际的古怪创意和想法，文化的沟通、联系将是无国界的。 本期意大利专刊介绍设计师：
Comalab / ABlabo / Abstractgroove / Andrea Olivo / Ggastudio / Joyce Bonafini / Leftloft / AWS / Tvboy / Cicciapalla / LSgraphicdesign / Max Canepa / Studiolabo / Zetalab      NWP会员免费注册：
http://ezine.newwebpick.com/register NWP官方网站： http://www.newwebpick.com 2007.5.12凌晨活着的人宁静
死去的人安息
2007.5.12 Out of CtrlVISONIC +gagu imotion 2006 available on pulpo YouTube channel. Wooster Collective演讲(From WNMNA)
有时，你去听你所仰慕的人的宣讲会，然后会对此感到失望。 但也偶尔会有这样的时候，你去听其他人的讲演，让你觉得如同坠入了爱河。那是在一个星期以前的经历。我去听了来自Wooster Collective的Sara和Marc Schiller在布鲁克林的Conflux festival上的讲演。两年以来，我一直追随着他们的博客。这是一个讲述并宣扬着各个城市里稍纵即逝的街头艺术的网站，它立于最出色的网站之列。能够认识他们，并且了解这个网站背后的一些东西，真是太让人振奋了。 他们的话题是“什么是让我们为之感动的街头艺术？”对于“为之感动”这个词，并没有被赋予特别的规定或者精确的定义。它完全依附于情感之上。这个讲演企图分解街头艺术的DNA，并非作为教条或者教科书。从2001年起，他们就开始非常近距离地追踪并评述着街头艺术。而这次讲演，只是把他们一直以来所思考的内容汇集在一起。 街头艺术的4大要素：
1. 场所，场所，场所！街头艺术毫无疑问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一个街头艺术的作品需要一个公共空间。最棒的街头艺术并非形影单只的存在，它需要与环境建立关系，并且与它的城市对话。大多数艺术家在网上发布他们的作品，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网上才能接触到街头艺术。那些被留在街区的作品也许能够在那里逗留上好几个月，但也能只有半个小时。大多数街头作品都是一次性的。
2005年十月的两日，由白俄罗斯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团队前去了皮里皮亚特（Pripyat），那座废弃的城。那里曾经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们的家。自从Chernobylinterinform解散的那天起，这支团队则由一个对该地区不太熟悉的工人所领导。午饭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饿，并且跟他们的向导说，她能够去切尔诺贝利的镇里吃午饭。然后，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他们就自由地用他们涂鸦去点缀这座鬼城。这些作品的风格完全与这座废弃之城的阴森全然浑为一体。 这些作品与艺术的破坏和摧残无关。它们关于美。 2. 惊奇和喜悦：那些作品触及了我们的情感，并且让我们不觉这样感叹，“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网页无法重现那样的经历，但在英特网上发布作品还是极为重要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幸一睹Banksy的作品。除此，有一半的路人大概会只顾着走路，从而完全无视它的存在。创造惊奇和喜悦不需要你有特殊的技巧或者经过特别的训练。它更为灵活，也更加动人。
图：“柳条箱人（Crate Man）”，在摩尔本。
或者是胶带艺术家Mark Jenkins 的“嵌入”系列。 3. 传达些什么：对于你所看到的世界的陈述。最出色的作品不一定要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但它们会带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座城市。艺术家让路人自行理解他们的作品。尽管这其中，有一半的路人径直走过，并且对此视而不见。 图：街头小便池，出自于意大利的hekon2
给丹麦军队的坦克的，安逸的粉红色编织毯。由Marianne Joergensen和上千名志愿者共同编织而成。 4. 个人的和私密的，这些作品极为主观化。 手工作业（大多数的作品都是手工制作的，以及一次性的）需要耗费时间、承担责任以及金钱，而那些作品在公共场所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因此，街头艺术几乎被等同于是对艺术的破坏。一旦你把作品留在了街头，你就不再拥有它，也无法对它再加以控制。它属于街头。此外，所有的作品都会由于自然环境和天气的因素而改变。但这也正因为它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图：小蜜蜂，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后院。 打个冷战 cold war想听听会上人们都说什么. 应该是市场导向的缘故,类似曾经的社会主义同行东欧各国和俄国人民,乡亲们还在拼命兜售文革标记,并且旷日持久. 上几代人的切身伤痛让他们无暇顾及文革前后的国际背景--冷战--这场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战争直接间接地导致了今日格局形势,造就了新的世界观.前社会主义阵营里只剩下朝鲜孤军奋战(无一例外甚至过犹不及的集权专制),穆斯林与基督教文化的对抗被象征性放大,再次成为主流,弱势一方都试图以未证实的冷战法宝"核要挟"作为谈判筹码,事实证明此举依然凑效,因为与冷战时期核力量均衡牵制不同的是,力量悬殊的结果将带来更加不稳定的因素和动机.
以下转自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冷战”时期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1]，已经结束了。正是因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已经成为历史，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拉开了距离，人们才有可能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回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从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2]。在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路易斯·盖迪斯将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而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则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冷战国际史”（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国际史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80年代以前，东方[3]各国，包括中国的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4]。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5]。 在冷战结束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其首要原因在于，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6]。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7]；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8]。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于1991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1992年7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该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9]。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10]。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国、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学者[11]。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12]。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提高各国学者在互补和交流中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力造成了人类社会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要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世纪。因此，推进和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还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的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道路等问题[13]。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利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独到的贡献。 再有，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目前，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14]，而有了这样的基础，就便于我们的学者组织起来搞合作研究，同时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作为一个有兴趣、有热情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出版社，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能够反映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学术研究具有导向和组织的功能。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献作为论著的基础，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尚未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和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5]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丛书总序
[1]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2]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yahoo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91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11.7万之多。 [3]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其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4]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75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9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5]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当美国出现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 [6]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7]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8] 约翰·盖迪斯1997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9] 这包括：1993年1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1996年1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10] 该刊物已出版11期，其主要内容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看到。网站：yahoo，网址：http://cwihp.si.edu。 [11] 据我所知，自1993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12] 我和李丹慧仅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13]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1997年美国才出版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Diane Kunz的Butter & Guns: American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14]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集、整理了万余件俄国解密档案，共34卷约1700万字，拟于2000-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 以下转自冷战中国网: 张杨、詹欣：首届冷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博士论坛综述作者：张杨、詹欣
2006年7月15至1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国内首届“冷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博士论坛”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知名学者和博士生7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对中国当前的冷战史研究做出了如下定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目前情况下，最能够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研究领域就是冷战国际史领域”。 与以往不同，本次会议采取大会主题发言、论文评议和圆桌会议三种方式交叉进行。三天会期中，与会者通过学术互动、信息交流、论点交锋，就冷战史学科建设和冷战史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与探讨。 一、主题发言：冷战史研究的资源与方法 美国马里兰大学、俄克拉荷马州中部大学、衣阿华州立大学、中国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2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受邀作为论文评议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会议时间限制，只有6位学者做了大会主题发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章百家教授做了“冷战时代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的主题发言。章教授在发言中总结了冷战对新中国对外政策选择，以及政治、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深刻影响。在列举新中国外交各种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章教授提醒与会青年学者，“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必须看到外部环境、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章教授还应与会者要求，重点谈到冷战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利用和解读档案等问题。 同样关注档案研究，张曙光教授的发言则强调“解读和使用美国档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新冷战史学”兴起以来，应用多国档案文献还原历史的实证方法已经成为国内冷战史研究的主流。可是，由于“新冷战史学”产生初期尚未形成统一的档案使用规范，也随之出现了研究者任意选撷、随意解释文件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张教授从学理角度阐释了使用美国外交档案应注意的十大问题，如注意政策文件形成的过程、注意后续文件的研究、注意参与制定政策机构、人员的不同作用等。 从档案发掘的角度，本次会议的发起者之一、东北师范大学于群教授做了名为“冷战研究与网络资源”的主题报告。于教授集十余年网络使用经验，将冷战史研究资源分为免费使用与有偿使用两类，分别向与会者做了介绍。除传统研究中使用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从1861年到尼克松时期都可找到电子版外；两个网络数据库(解密文件参考系统和数字国家安全档案)提供了更多可资利用的冷战史资源。 美国朱尼安塔(Juniata)学院李滨(Douglas Stiffler)教授的发言围绕“西方有关冷战的研究和教学”展开。他将“新冷战史”研究鼻祖加迪斯和2006年班克罗夫特奖获得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目的除了要以两人的学术著作为线索介绍西方冷战史研究最新成果外，还希望通过两位学者截然相反的学术思想向与会青年学者传递不要盲从权威这样一种史学研究原则。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美国中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李小兵教授与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张晓明教授介绍了冷战史个案研究的成果。李小兵教授所做越战口述史研究(“口述史与越南战争”)是国外冷战史学界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方式。李教授以大量的材料说明怎样在口述史研究中识材善用、明辨真伪，并以采访美越双方参战人员的实例来说明口述史在学术研究中的裨益与局限性。张晓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朝鲜战争后遗症：搜寻冷战期间美国在华死亡失踪人员之争”，他主要依据美苏双方已公开的军事档案、政府文件和私人文件，对朝鲜战争失踪战俘的去向进行了考证，并介绍了美国政府搜寻在华失踪人员的行动。 二、论文评议：冷战史研究的成果与问题 本次会议共收到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岛根县立大学、美国纽约长岛大学、佐治亚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国内外20余所高校的博士或在读博士生提交的论文43篇。 综观整个会议的论文情况，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会文章具有三点优长，即选题新、材料新、观点新。从选题的角度看，本次参会论文都是以“冷战”为主题词，探究冷战期间各国的内政外交、双边关系、重大事件或大国的冷战政策等，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论文是用新材料来重新解读老问题，如上海师范大学刘子奎博士的论文《约翰逊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认识与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储峰博士的论文《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等。有的论文则是对冷战新问题的发掘，如陕西师范大学代保平博士的《1956-1958年印尼外岛叛乱与美国的隐蔽行动》、东北师范大学张民军博士的《多国博弈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等。 在档案文献的应用方面，除了传统冷战史研究一般使用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外，文献来源的国别和途径也显现出多样性。华东师范大学谷雪梅博士在其论文《1951年澳新美条约的源起》中使用了澳大利亚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日本东京大学吉田丰子博士在其论文《冷战前夜的中苏关系———北塔山事件中苏交涉》中除使用日本文献外，还前往台湾查阅了“中央政治委员会档案”；来自美国的博士夏亚峰和林茂则利用身居美国的便利条件，使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文献；武汉大学徐友珍博士在研究“美英在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问题时，使用了英国外交解密文件；北京大学肖瑜博士和华东师范大学吕雪峰博士还使用了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 博士生们在论文中敢于破除成见、提出新观点的创新精神也受到与会评议学者的一致赞许。日本岛根县立大学的张绍铎博士在谈到“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着重论述了美台之间的交涉，认为是台北的务实派“外交官”们借助美国的压力促使蒋介石向现实妥协让步。香港大学姚昱博士的论文通过研究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组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实行橡胶禁运及其失败的历史过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了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禁运政策。 当然，学者们同时认为，会议论文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一是选题重复。在提交会议的43篇论文中，2篇有关澳新美条约，3篇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4篇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尽管角度不同，材料各异，但这实际上反映出国内冷战史研究领域缺乏信息交流的现状； 二是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档案依赖”。衣阿华州立大学刘晓原、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张晓明等多位教授在评议论文时都曾提到，尽管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文件公开体系越来越完备，但毕竟是有选择性的，在使用这些解密文件时一定要注意分析；三是所得结论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论文结论过于武断，甚至有刻意抬高自己研究领域之嫌，有的论文结论则显得有些武断。这些问题在圆桌会议上又被继续展开讨论。 三、圆桌会议：冷战史学科发展与前瞻 本次会议最有特色之处当属圆桌会议这一环节。在会议期间的两个晚上和第三天的闭幕式上，与会者围坐一圈，前辈后学，畅所欲言，就会议论文和冷战史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探讨。 主题之一：档案文献。档案对于冷战史研究者的重要性已被再三强调，这是讨论非常集中的一个话题。会议发起者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沈志华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外交部档案和地方档案的存放和查阅情况；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和武汉大学徐友珍老师介绍了英国外交档案的分类和存放情况；张绍铎和吉田丰子博士介绍了日本和台湾外交档案的查阅方法。 主题之二：档案运用。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走出文献不足时期对问题进行浅层次解释的阶段，当前的研究应当更加细化。张曙光和张晓明教授都指出，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研究美国冷战政策时，不能再用“美国政府”一言以蔽之，而要具体说明是哪一部门做出了怎样的评估或决定，其对美国最高决策层又有何种程度的影响。而北京大学牛军">牛军教授则进一步提出，在说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之后，还要探究其对政策实施和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 主题之三：研究方法、规范和理论。由于“新冷战史学”致力于使用双边甚至多边档案进行研究，因此与会专家对青年学者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至少掌握两门外语。鉴于会议论文混乱的注释，沈志华">沈志华教授对规范注释做了专门的讲解。关于冷战史研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史学理论孰轻孰重的问题，沈志华">沈志华教授牛军">和牛军教授都认为史学理论应该是冷战史研究的基础，而国际关系理论则有助于梳理冷战史研究的史料和思路。 主题之四：与国际接轨。圆桌会议上，章百家和徐蓝等前辈学者对包括冷战史在内的中国学术发展史进行了回顾，认为冷战史研究要同国际接轨，首先要打破对西方学术的迷信。具体到写作中，刘晓原教授重点提到，国内使用国外学者著作时，一般都引而不评，“既然引用外国学者的文章，就要对其观点加以评述，以便于与国际接轨”。 主题之五：冷战史学科发展前瞻。有博士生关于“冷战史研究十年发展前景”的发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与会学者最为热烈的讨论。徐蓝教授认为，只有坚持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开拓个案研究的领域，采用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才能推动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发展。国外学者，如朱尼安塔学院李滨教授，则强调要加强同国际学者的交流，使中国学术更快地走向世界。李小兵教授甚至自动请缨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设立一个文献集散地，赢来会场一片掌声。 本次会议上，有关冷战史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只是议而未决，但学者们认真求实的探索精神、博士们冲劲十足的研究热情、会场内外朝气蓬勃的学术气息，都预示着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前景会无限美好。
《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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